拿破崙論 【法】福爾著 桑諧譯
第十四章 他的影響（三）
在自從拿破崙出現以來的一百年中，一方面是由於拿破崙的命運的榜樣在那些臣服於它的人們的心中所引起的異常的變動，另一方面是從前一世紀繼承下來並且憑藉拿破崙的力量而進入歐洲大陸的哲學傾向，在這兩個方面之間，似乎已經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衝突。當你打開一本文學史時，你會發現很少談到這個事實，不說別的，這至少是使人吃驚的。即使涉及到它，也只是零碎地聯繫到某某作家，或聯繫到他的某一本書或是他的一本書中的一章。但它從來沒有得到像對一個普遍現象所應有的那樣詳盡論述，例如對阿西西的聖法蘭西斯的生平所作的詳盡論述，雖然他的影響只限於義大利的幾個省，而歐洲以至全世界卻都受到拿破崙的影響。盧梭曾經喚醒了人們感覺中的浪漫主義，拿破崙則在人們的想像中傳播浪漫主義的一切外部的根據，忽然打開的通往東方，義大利、德國、西班牙的大門，通向歷史和傳說的寬途大道，奇跡般地冒險，關於在心中帶有某種美好激情的個人的能力和各種權利的啟示。不久，浪漫主義即行勝過世界上的悲觀主義的概念。一些浪漫主義的藝術家——如像夏托布里昂、拜倫、舒伯特以及後來的維尼，萊奧帕第，貝利奧茲和德拉克魯瓦等人，已經本能地在那些多愁善感者中妨礙它的起源了。在法國革命的最初的一些行動所引起的短暫的幻想之後，在人們的心靈中又掀起了形而上學的絕望的巨浪，同時，一種無度的個人主義覺察到了永遠不可能越過的邊界。拿破崙就是這樣一塊岩石，一切為他的燈塔的光芒吸引到那裡去的希望，都在這塊岩石上撞碎了。詩人們認識到他們無力把他們足以誇耀的東西提高到如像拿破崙那樣的一生的水準，而拿破崙的一生，到頭來也無力勝過一種累積起來的充滿敵意的環境，或者說，最後也無力克服死亡。作為康得的分析的一個結果，哲學家面對著一個無的終極的問題。哲學家們指出了拿破崙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必然性所置於道德偶像的嚴重阻礙，這種道德偶像的純潔，已經被拿破崙的光榮永遠玷污了。這是第一階段，徹底的浪漫主義階段；叔本華首先試圖越出這個階段，就在英雄將死的那個時候，①他提出：世界是一片景象，借其人的力量而展示在個人的靈魂之前，拿破崙已經將他所見的世界的幻影注入這種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將為德國和俄國的音樂以及法國的繪畫所更新。
英雄崇拜是第二階段。按照卡萊爾和愛默生的說法，英雄的力量以其所造成的幻象強加於我們對世界的意識。他們各自作出15位英雄人物的畫像，其中除了莎士比亞以外，拿破崙是唯一的在他們二人所寫的兩本書中都提到的英雄人物。這一定使歌德感到高興，因為歌德本人也被列入英雄人物的行列，而且他真的曾將拿破崙與莎士比亞相比較，但是他對於他們那種清教徒的保留態度卻不以為然。後來，在這個問題上，易卜生和托爾斯泰、有時連惠特曼也同樣捲入了這種清教徒的保留。要擺脫這些見解，還需要經過另一個階段。卡萊爾已經認為（當時他並不瞭解他的這個重要論斷後來會引到什麼地方去）：英雄（不論他是誰，也不論他是什麼地方的人）的使命就是重新建立秩序，對於一個已被推翻的朝代來說，拿破崙是代表著神權的。
有時，另一種研究形式的發展給這種創見帶來新的材料。注意一下法國在歷次帝國戰爭之後出現的一代人的特性，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這一代男女經歷過這齣戲的終幕，經歷過在俄國薩克森、香檳和滑鐵盧的絕望的努力。他們的神經緊張的強度仍同從前一樣，但是熱情已經消失了。在人們的心靈中發生了一種倒退。那一代人在其中成長的復辟和資產階級君主制的氣氛，並不適合於振興或提高它的士氣。克勞德．貝納爾、帕斯特、戈比諾、米萊、庫貝、弗洛貝爾、博多賴爾、勒南、夏爾科、泰納、卡爾波都出生在與哥薩克混戰後精疲力竭的部隊從莫斯科退回來以後15年期間。他們的那些妒忌主上的光榮的、在抒情的沉思深淵之上的長輩，是在高貴的悲觀主義的陶冶下長大的。這種高貴的悲觀主義呈現出一種十分不同的表現：譏刺而尖刻，吹毛求疵而乖僻。它尋求在公式的實證主義下，在樸素信仰的執拗下，在譏刺的態度下，在結論的懷疑主義下隱藏它的絕望。如同斯丹塔爾的弟子梅里美所指出的，這是好學的一代，頗倔強，迂腐，過於謹嚴或過於優柔寡斷，但是不敢追隨拿破崙到底。這個具有幻滅了的精力的學者的世代，將歸結到最完全的唯物主義；或者，作為對它自己的發現的抗議、要在麻醉劑和內省中尋求一座人為的天堂。克勞德．貝納爾和博多賴爾所屬的這一個淡泊的然而又是被詛咒的時代，在不知不覺中經由物的詩歌而接受了聖禮，這種詩歌是以激情審查的，由神秘的縱欲之焰和智力之火所照亮並使其成為精神的。這個世代比它以前的世代更為悲觀，因為在它的解剖刀下，它不能挽回它的失去了的神，而且因為它的高揚的情緒被它目睹的人們流出來的鮮血彙集成的河所淹沒，被它延長的放蕩行為所淹沒，被它用來覆蓋它的痛苦的香水和音樂所淹沒。……然而，它還是這樣的一個世代：它把一件研究和征服的工具交給了人類（當時人們幾乎還沒有開始認識到這一工具的力量和價值），從而把重新產生出來的希望的各種要素搜集在一起。
有一種趨向樂觀的嘗試——照實來說，沒什麼成效——其起點就是在大約40年前意料不到的應用科學的成功，這個嘗試受到嚴重的阻礙，不過這種阻礙與其說是實在的還不如說是外表上的。人們錯誤地試圖直接在社會的岩層上重新樹立由於上帝的消滅而被粉碎了的希望，而且把科學所提供的工具的再生的功能奉為神明。然而這個希望只能附著在人的設想工具的能力和發展（部分地借助於工具本身）人的各種難以滿足的欲望的不斷增長的複雜性的能力之上。當尼采經過了第三階段——悲觀主義階段——指點那些絕望的有識者說，在“謀求權力的意志”中有一種取得重新建立起來的幸福的誘因，我相信，在他周圍正在興起的科學文明的景象，對於那個有益的直覺必定是有關係的，如同空氣對人所起的作用一樣，人在呼吸時往往沒有覺察到他在呼吸空氣，而空氣使人的血恢復生機，儘管對於那些因肺過弱而不能支持的人會發生致命的效果。因為像所有的神話一樣，科學雖然會造成毀滅和引起災難，但卻是能使人類更加偉大的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夠重建每一座廢墟，經受得住任何災難；它無休止地創造出新的神話，以使人類的希望不會絕滅。
科學所贏得的一切勝利（這些勝利以前的各個時代是一無所知的）——我指的是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的興起以及他們開始奪取整個世界（如同巴爾扎克所慶祝，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所證明為正當的），德國的現實主義，經濟上的帝國主義，美國活力的現代詩——所有這些勝利，不論人們在斥責它的罪惡或是頌揚它的恩惠，都可歸之於愛默生稱之為“民主主義者化身”的天才的暴發戶的標本，這種人的生活，分析到最後就是：承認衝突的道德而斥責安逸為不道德。一旦有幾個人認識到有一個人曾經能夠長到無限高度，能夠把人們抬高到他們自身之上，能夠潰決新力量和新觀念之急流使之傾注於世界——而這一切也就是反對一個社會制度，尤其是反對一個古老的道德體系；在那一天，拿破崙的精神引力範圍就真正開始實現了。斯丹塔爾的不道德主義使英雄的勇氣、自豪感和遠見去反對社會偽善的組合。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斯拉夫人的氣質使他察覺到：假如世上先消失了激情、能力和犯罪的衝動，那麼就不會有憐憫、愛情、美或正義。惠特曼的全體一致論在事實上接受一切能使人的心胸更加廣闊、更富於事業心的品性。後來尼采把這些分散的言論結合起來，斷言人皆有要支配一切的本性，在人的連續上升中，只在自己實現自己的能力上有限制，別的限制是沒有的。在各種精神的廣大統一的神秘中——在這裡面，詩人的職務就在於承認階級、等級和種族的欲望，而這都是在人生的判決的漫不經心的舉動中依次或同時形成的——逐漸產生一種對世界及其命運的新意識。應該注意到：在實際上，學者們和哲學家們都各在其自己的領域中致力於證明這些欲望是正當的。達爾文耐心地闡述最適者生存的學說，斯賓塞則將這一學說全部移植到心理學和社會學中去。在政治學方面，戈比諾斷言，一個民族按照其選擇而行動的權利，從屬於某些優等種族所具有的治國的才能。卡爾．馬克思力求證明，效用和生產力使那些按社會範圍進行生產的生產者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工團主義則又宣稱和利益關係方面的聯合具有塑造和建設的力量。在條件和事實範圍內，美國的實用主義將那種在純粹理性中使自己無所動作的人的被動性，置於以行動來肯定自己的人的勝利運動之下。
有朝一日這一切將失去它的矛盾和棱角，而化為一種天然的合成體，屬於這一合成體的抒情的情感，就連凡拉倫本人也未曾到達過。簡言之，這些觀念的趨勢，就是要對衝突喝采，單單因為它是衝突，就斷言它是高尚的，並證明達到一種與失敗者相反的戰勝者的洋洋得意的生活是正當的。難道不是這樣嗎？一百年來，一個人的影子一直在這個廣大的運動上徘徊，這個運動正傾向於以一種還在萌芽狀態的精神的體系來代替另一個因其任務已完成而消滅了的精神體系。人權與神權，已經交換了它們的陣營和性質。自從拿破崙時代以來，按照人權來識別誰是正當的，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了。人權不過是已經實現了的習慣。問題是要知道誰按照神權來說是正當的，神權是將成為神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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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叔本華的著作《作為意志的世界》出版於1819年。
資料來源：中國拿破崙
引用網址：http://www.napolun.com/napoleon/comment/b1/part_14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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